在管理實踐的探索中，不乏有人從《水滸》的綠林事業(yè)中學管理，把經商比做人在江湖。這當然不無益處，但是重慶打黑所暴露出來的商黑互養(yǎng)的黑幕告訴我們，袍哥義氣之類很容易使合法經營涉黑。有意思的是，重慶涉黑團伙包括“黑老大”在受審時幾乎都不承認涉黑。從思想根源上分析，就與有人在管理中拿《水滸》說事所隱含的糟粕有關。因此當我們從管理學的角度解讀《水滸》時，有必要明辨是非，增強“去黑”的免疫力。

　　義與黑

　　梁山好漢武松刺配孟州時，沒想到在牢城營里會受到優(yōu)厚禮遇，原來是牢城營管營的兒子小管營施恩有意結交他。施恩在孟州道上的快活林開辟了一座市井，逐漸成為山東、河北客商的集散地，有百十處大客店，生意不錯。后來本地張團練帶來的一個家人，人稱蔣門神的大漢要搶占快活林，一頓拳腳將施恩打的兩個月起不了床。施恩忍氣吞聲，快活林的生意由他霸占。武松原是個路見不平即拔刀相助的硬漢，那里容得什么蔣門神仗勢欺人，況且作為一個囚犯還要報答牢城營管營的知遇之恩，因此他施展拳腳，打得蔣門神俯地求饒。施恩雖然重新掌管起快活林的生意，最后還是因為武松的命案上了梁山的道。

　　從管理的角度分析，施恩的快活林生意被人霸占固然可氣，但是他在競爭的過程中過于相信“實力”則不足取。那個時候雖然沒有什么產品技術創(chuàng)新之說，但是通過公平交易在市場上立足還是應該成為商家的本分。而施恩在快活林市井中所形成的競爭優(yōu)勢，用現(xiàn)在的話說，靠得是對市場的“壟斷”，即“依仗隨身(槍棒)本事”，“捉著營里的八九十個棄命囚徒”，也算稱霸一方。在牢城營中對武松的格外關照，同樣看中的是武松打虎的“實力”。在這種情況下，當施恩的快活林生意被蔣門神所黑之后，武松醉打蔣門神雖然以江湖義氣的形式出現(xiàn)，卻難掩黑吃黑的套路。

　　我們這里無意指責梁山好漢涉黑，而是想提醒管理者在管理中不能因哥們義氣誤入黑道。在產品技術創(chuàng)新之外尋求市場“壟斷”，最容易因義氣用事而涉黑。平心而論，施恩父子希望武松替自己復仇，并沒有想到后來的“血濺鴛鴦樓”會傷及那么多的無辜性命；但是從案件的起因來看，施恩父子在孟州牢城營對一個囚犯酒肉伺候，顯然早有預謀。施恩父子與武松在醉打蔣門神之前進行了較為周密地計劃 ，也符合“有組織”犯罪的條件，三人以上即可被視為“有組織”。即使施恩父子事后否認有意涉黑，也難逃黑吃黑傷及無辜性命的干系。

　　道與利

　　時遷等人在路過祝家莊時，偷吃祝家店里的報曉雞，還把人家的店給燒了。梁山泊頭領晁蓋聽說并沒有袒護，要手下把隨行的楊雄與石秀斬訖報來：“俺梁山泊好漢自從并王倫之后，便以忠義為主，全施恩德于民，一個個兄弟下山去，不曾折打銳氣。新舊上山的兄弟們各各都有豪杰的光彩。這兩個把梁山泊好漢的名目去偷雞，因此連累我等受辱！”卻被宋江、吳用勸住了，“即日山寨人馬數(shù)多，錢糧缺少，非是我等要去尋他，那倒來吹毛求疵，因此正好乘勢去拿那。若打得此莊，倒有三五年糧食。”于是便有了三打祝家莊之舉。如果說教訓祝家三雄還算師出有名，將鄰近的扈家莊洗劫一空確實太黑。

　　從 企業(yè)管理 的角度解讀打祝家莊的決策，涉及到企業(yè)形象的打造與現(xiàn)實利益的獲取哪一個更重要的選擇題。晁蓋的嚴厲無疑有利于我們所說的企業(yè)形象的打造，宋江也是擁護的，撫諭楊雄與石秀；
　　“賢弟休生異心。此是山寨號令，不得不如此。便是宋江，倘有過犯，也須斬首，不敢容情。如今親近又立了鐵面孔目裴宣做軍政司，賞功罰罪，已有定例。”但是宋江更看重現(xiàn)實利益的獲取，主要想的是給山寨補充糧草。雖然打著為兄弟報仇，不讓梁山受辱的旗號，實際上早已超出了“以忠義為主”的約束。且不說從祝家莊奪得好馬五百余匹，糧米五十萬擔，牛羊不計其數(shù)。扈家莊莊主已經投降，也在配合宋江的行動，李逵還是血洗扈家莊，搜刮莊里的財賦“捎搭有四五十馱”。

　　即使站在農民起義的立場來看，在類似于企業(yè)形象的打造與現(xiàn)實利益的取舍之間，宋江在“替天行道”的生意中也是在兼做黑道生意。宋江沒有追究李逵洗劫扈家莊的責任，就是在縱容他，洗劫在客觀上是在梁山“固定的組織形式”中完成的。另外把李家莊“一把火燒成白地”更是宋江的精心計劃 。這就告訴我們，在管理中不能為了眼前的現(xiàn)實利益損害企業(yè)形象，以利代替道。宋江明知道君子愛財取之有道，卻善于因“財”而設道，那是在自欺欺人。取得現(xiàn)實利益是必要的，但是對道的踐行不能屈從于取財，即現(xiàn)實利益的取得；否則“替天行道”就成了偽道。當李逵們將這種偽道推向一個極端時，偽道就成了黑道。

　　逼與賺

　　“逼上梁山”一般是指在走投無路之際逼出來的，但也有“被走投無路”而被“賺上山”的。河北玉麒麟盧俊義被宋江稱為“ 北京 大名府第一等人才”，作為一方富商，他并沒有把宋江一伙看在眼里。吳用喬扮成算命先生，斷定盧俊義“百日之內必有血光之災”，說出四句卦歌，讓盧俊義寫於壁上：“盧花灘上有扁舟，俊杰黃昏獨自游。義到盡頭原是命，反躬逃難必無憂。”用這首藏頭詩“盧俊義反”，絕了盧俊義的退路。在吳用的策劃下，盧俊義被誘至梁山返鄉(xiāng)后遭家奴陷害，吃了官司，屈打成招，命懸一線。宋江調兵遣將，幾番征戰(zhàn)打下了大名府。此時，牢籠中的盧俊義與宋江等已經成了“患難之交”，梁山泊對他的慷慨接納便成了一次成功的“抄底”。

　　從企業(yè) 人力資源 的管理角度來看，宋江思賢若渴似乎值得稱道，如果能夠“三顧茅廬”或者“高薪誠聘”，亦不失為一段佳話；但是吳用所使用的一系列計謀實在不地道。從精神控制、暴力手段、變相監(jiān)禁到栽贓陷害，手段甚于綁架。弄得盧俊義的妻子與家奴私通，有家不能回，“撇下海闊一個家業(yè)，耽驚受怕”，后來雖說被招安，還是被毒客死他鄉(xiāng)，等于毀了盧俊義的一生。在梁山泊的綠林事業(yè)中，像這樣被“賺上山”的絕不是只有盧俊義一人。如果說盧俊義們中了人家設的局，與社會無害，那么它也反映了黑社會組織的內部特征，給梁山聚義蒙上了一層被糾集起來的色彩。

　　宋江在他們所處的時代，可以用石碣天書的形式“證明”自己綁架“人才”的合理性，現(xiàn)代管理中當然沒有人會相信這一套。那么我們就不能單方面按照企業(yè)的意愿采用設局的方式糾集“人才”，將員工的利益強行綁架在企業(yè)的戰(zhàn)車上，自己坐吃人口紅利。當然，我們現(xiàn)在所說的綁架不一定采用威脅和暴力，也會以正常的招聘形式出現(xiàn)，利益誘惑、允諾同樣可以瓦解人們的意志；管理者通過測試忠誠、狼性、忽悠技巧為基礎挑選綁架目標，顯然經過了周密的設計，目的在于使人上套。沿著這種慣性再往前走一步，不是涉黑就是給涉黑組織提供了“替天行道”之類的包裝。

　　反與順

　　李逵的叛逆性格鮮明，痛斥有法不依：“條例，條例，若還依得，天下不亂了！”有法不依的另一面是潛規(guī)則作怪，如果我們能夠將這種叛逆性格用在應對各種潛規(guī)則的誘惑上，在當前不無積極意義。
　　可是問題在于，當管理者對市場競爭中各種潛規(guī)則深惡痛絕時，不能又試圖利用潛規(guī)則，口頭上聲討實際上順從潛規(guī)則，像宋江那樣希望被潛規(guī)則“招安”，直至為潛規(guī)則充當馬前卒。因寫反詩而上梁山的宋江名正言順當上梁山老大后，立即為自己和梁山人找出路，打出了“招安”大旗：“望天王降詔，早招安”。這就引起了一部分人的強烈不滿。李逵大叫：“招安，招安，招甚鳥安！”這同樣可以用來表達對拿潛規(guī)則說事的憤怒。

　　從管理中潛規(guī)則盛行來看，我們不能像宋江那樣出而反爾，對潛規(guī)則實施投降主義路線。在有法不依的情況下，難免會出現(xiàn)監(jiān)管亂相，潛規(guī)則就會取而代之；這同時是對管理者行使 經營管理 自主權質量的考驗，需要增強自我約束力。潛規(guī)則的存在的確容易導致惡性競爭，使得正當管理所產生的效益很難發(fā)揮應有的優(yōu)勢，但是我們不能在聲討潛規(guī)則的同時反過來將它作為放棄管理創(chuàng)新的理由。如果為了在潛規(guī)則中分一杯羹，甚至在潛規(guī)則中推波助瀾，拉攏強勢者，吸收更多成員，獲取更多的生存空間，爭取更大的資本，就會形成和助長誰有勢力誰就可以踐踏法律的潛在勢力。

　　盡管宋江通過李師師走皇上后門，沾了潛規(guī)則的光而被招安，還是難逃在潛規(guī)則中喪生的命運。歷史告訴我們不能對潛規(guī)則抱有幻想，要堅持正當管理。既然潛規(guī)則對于“誓書鐵券”之類根本不當回事，維護正當?shù)臋嗔蛻攺氐着c潛規(guī)則劃清界限，并且“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”。“可持續(xù)發(fā)展”不可能在對潛規(guī)則的遷就、歸順中實現(xiàn)。企業(yè)管理如果對潛規(guī)則形成依賴，就難以形成和鞏固自己的核心競爭力，很容易使企業(yè)擺脫不能自拔的涉黑風險。即使能夠在潛規(guī)則中暴富，通過熱心時政、熱衷慈善，獲得人大代表、政協(xié)委員等各種漂亮的“政治馬甲”，最終也難以將原罪洗白。